如何用好金融科技与金融开放帮助小微企业融资? | 趋势

■本文选自《复旦金融评论》第05期

■作者：魏尚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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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出于资金效率的考虑，不是所有的小微企业都能得到社会融资？为此，金融科技和金融开放如何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本文共计2510字，预计阅读时长7分钟

           

  魏尚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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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先要从两句既简单、又不简单的话讲起。

第一句话，在多半的经济体里，70%或更高比例的小微企业是无法得到社会给它融资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资金有财务成本、社会成本、机会成本，把所有的各类企业有融资需求的项目的根据它们的社会效益从高到低排队下来，只有一部分项目能够得到融资。既然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融资需求，融资就需要有合理的门槛。金融机构要根据资金的社会成本，再加上每一个项目应有的风险溢价，然后决定是否要满足它的融资需求。绝大部分小微企业和他们想做的项目很可能都在这个门槛之下。所以，在银行有效资金配置的体系里，70%甚至更多的小微企业项目无法也不应该得到社会融资。

第二句话，政府如果要用行政手段强制要求金融机构给这些门槛之下的小微企业贷款的话，后果可能适得其反，会降低社会的总效益。许多国家不去做这样的区分，让所有银行设立小微企业部，强制用给大企业贷款创造的盈利来补贴给小微企业贷款成本。然而，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不是所有银行都适合做小微贷款这件事。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的时候，成员国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是我关注点之一。

在访问印度时，我问一些商业银行：“你们国家金融体系的社会效益怎么提高？”有一家银行老板说：“很简单，我们国家有社区银行法，学美国的——要求每一家银行一定要做社区银行业务，而且总贷款中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能小于15%左右。”他认为：“这对我们银行非常不合适。因为不是所有银行都有做小微企业贷款的比较优势，比如我们银行就没有，强制要求我们做，资金就从更有效益的贷款用途转到相对没有效益的部分，浪费了我们银行的资源，也浪费了社会资源。把社区银行法法案改革掉，国家总的融资效益可能会有改善。”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并不是要让所有小微企业都能拿到钱，而是一部分小微企业很有活力，很有效率，有潜力创造很多就业和税收，但它们也会遇到贷款难、贷款贵。这才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真正问题。

传统的银行体系、资本市场照顾不到小微企业有三个原因：第一，对这些小微企业进行财务风险判断很难。第二，对它们进行道德风险判断也很难。什么是道德风险？借款人明明有钱却选择不还。而传统银行与资本市场做不了这些判定。第三，单位贷款的审核成本很高。同样要审核1万元的贷款或1000万元的贷款, 审核成本差不多。银行当然要做1000万元贷款的生意。同样的理由，不仅小企业、微企业拿不到贷款，很多中型企业如果不能提供抵押品也是拿不到钱的。

在这个背景下，小微企业贷款领域里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金融科技（FinTech）的出现。在这个领域中国是实践领先的国家，用FinTech的办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其中蚂蚁金服与微众银行又是领先者。通过FinTech对有借款需求的企业进行财务风险分析、道德风险分析，都可以做得比较精确而且成本很低。技术与高速计算也使审核成本大大降低。不要说百万元的贷款，可能几千元的贷款，也可以做到合理的效益成本比。

我观察到，蚂蚁金服早期只是给小微电商贷款，但自2018年起用FinTech做贷款又有两项创新。首先，FinTech也可以给非电商贷款。假设路边小摊的营业情况层次不齐，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收取客户的情况，网商银行或微众银行就可以根据其现金流增长情况与稳定程度判断企业优劣。类似于对网络商户的判断，FinTech对线下店铺可以做风险与收益判断。如果这些企业有资金需求，就可以通过FinTech给它们贷款。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新是把FinTech的技术与信息用于促进传统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FinTech企业能发现一大批信用可靠的客户，但FinTech企业本身融资成本高企，或者监管机构不让FinTech把直接贷款业务做大，这时候FinTech企业可以服务传统银行。目前由FinTech服务撬动的商业银行给小微企业的贷款已达到FinTech企业直接贷款的3-4倍。要解决或缓和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金融开放与国际资本的参与也很重要。一个项目的融资成本是经济体里无风险资金成本加上项目的风险溢价。资产定价理论告诉我们，一个项目的风险溢价不是只看这个项目从现在到未来现金流时间序列本身的稳定性，而要看该现金流与含整个经济体里各种资产的大篮子（market portfolio）的总体报酬率时间序列的协同相关性（co-variance）。

该协同相关性越高，就表明这个项目的风险越难规避，从而市场对该项目所要求的风险溢价也就越高。国际资本的参与可以通过降低风险溢价而降低民企的融资成本。这是因为对大多数的投资项目而言，其现金流与含所有国际资产大篮子（global market portfolio）的回报率的协同相关性要远低于与只含国内资产大篮子（national market portfolio）的回报率的协同相关性。

刘欣老师与我的研究表明这个机制在中国的几次有限金融开放的举措里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发现银行贷款是一个把金融开放降低风险溢价、降低融资成本的好处转化成新增融资的重要渠道。金融开放带来风险溢价的降低，比较多的企业在开放项目落实后的几年里，从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明显要比其他企业快。换言之，在银行评估申请贷款的企业风险时，资本市场的信号也会传递到银行贷款决定。

总结一下，从之前的资金效率角度考虑，不是所有的小微企业都能得到社会融资。的确有一部分小微企业的基本面非常好，只差一点融资，但是往往从传统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无法得到融资。在这个情况下，可以通过FinTech等技术手段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多种渠道给它们提供以前没有的机会。不仅是网店可以得到融资，许多线下的店铺也可以得到以前拿不到的融资。

FinTech还可以把通过技术、算法与大数据低成本发现的大量可贷客户介绍给传统的商业银行，从而进一步放大了FinTech的社会效应，给更多的小微企业融资机会。最后，金融开放，即使是有限的金融开放，也能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做出重要的贡献。

*本文根据2019年6月15日作者参加“华夏新供给”会议讲话摘编，经作者本人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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